基本法二十三條對台灣的啟示，今天在此我不從陸委會的政策面來解釋，而是以一個長期觀察學者的眼光，剖析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對台灣的啟示。1994年我寫過一篇文章「從陳儀治台，看中共的一國兩制」，那時我在結論中，就斷定「一國兩制」絕對不是一種新的觀念，國民政府剛接收台灣的時候就曾實行「一國兩制」。從國民政府起初派陳儀來接收台灣時，陳儀的職稱是行政公署長官，跟今天香港董特首的角色地位是一樣的。而日後國民政府成立行政長官公署以接收台灣，最後在台灣造成「二二八事件」，從歷史發展的軌跡比較來看，我對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的發展，則不是那麼樂觀。果然，香港回歸中國六年後，2003年7月1日約有五十萬香港人民上街頭，針對中國違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，表達抗議。五十萬香港人民上街頭抗議中國違反承諾的行為，在歷史上這是一件非常反諷的事件，這些現象正符合先前所預測的情況。所謂「一國兩制」涉及到一個很核心的本質問題，而這個本質在過去佘契爾（Margart Thatcher）夫人擔任首相時，就說過：北京政府是一個專制極權（totalitarian regime）的政府，在專制極權的本質未變之前，要來支撐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社會，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，這在本質上充滿了矛盾，我們稱其為不可能的任務（mission impossible）。事實上，每一個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，那為何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會引起軒然大波，導致五十萬人民的反對？核心的問題在於香港過去採用英美法系－也就是普通法（common law）的體制，普通法的精神就是「惡法非法」，認為人民的自由權利是天賦人權，為了集體利益，政府需經過大家的同意，才能限縮人民的基本權利，而政府限縮人民的權利是否合理，法官可以造法提出解釋，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據自然法的概念，在審判任何案例（case）時，如果覺得法律不合理，能透過法官本身的判例予以解除，這種自然法對人權的保障，是由下而上所組成，維持獨立的司法體系。所以，我們看英美法系的國家，都接受「惡法非法」的概念。但是，中國並施行英美法，而是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，中國所採行的法律體系與德國一樣是大陸法系，強調「惡法亦法」。換言之，法律未改變前，雖然是惡法，人民還是要遵守。

　　中國與香港採行兩種不同的法律系統，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，中國強迫香港接受大陸法系凌駕英美法系。因為中國是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，而香港也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，導致法官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時，失去了依憑。法律沒有修改之前，人民一旦被認定為意圖脅迫、推翻中央政府，人民就被迫接受認定的結果，而沒有補救的機會。其實這類的問題，在台灣與香港雙邊關係上，過去也發生過幾個現象，我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說明：按照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條例的規定，對於「叛國」提出一個明確的界定。所謂「叛國」是指「任何中國公民懷有推翻中央人民政府，恐嚇中央人民政府或脅迫中央人民政府改變其政策或措施，而意圖加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戰的外來武裝部隊，或作為其一份子」；國家安全條例也把台灣人民納入中國公民的一份子，我們政府對此曾經給予中國很嚴厲的抗議；另外一方面，還有所謂「域外效力」，亦即香港居民的行為在海外也受到國家安全條例的規範。事實上，我們有很多國民不但住在香港，也有香港的居留證；如果有一天台海兩岸發生戰爭，我們的國民支持我們政府，那麼按照國家安全條例的規定，這些支持我們政府的人，就犯了所謂的叛國罪，而不管在哪些地方，都受到域外效力的規範。所以說，這個國家安全條例不但對香港人民，甚至對台灣的人民都會造成影響。這樣的制度是由北京強加在香港身上而實施，香港人民直接遭受北京政府的壓力，感受到日後將逐漸走入限縮自由空間的生活，當然會促使五十萬的香港人上街頭表達反對的態度。細究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頭的本質，就可感受問題癥結出在專制極權政體和民主社會的不同，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是不可能支撐一個民主開放自由的社會。相反的，從1997年到現在，我們看到香港在經濟發展、社會的進展、人民的自由權利也都不斷地退卻，這已經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。

　　以陳儀的例子作思考，二二八事件又是如何發生的？簡單而言，陳儀的各項施政激起很大民怨，今天五十萬香港人出來抗議，平均每十二個人就有一人上街頭，難道不算是很大的民怨嗎？這些對於北京政府或是董建華本人，是一個很大的警訊與衝擊。儘管後來得到的訊息，好像立法會審議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間將要延後，但是延後通過法條，是不是就真能解決問題，其實還是有待觀察。無論如何，真正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於中國是不是對於自由、民主價值的信任與支持，同時還要將自己的政治體制由專制極權改為自由民主，這樣人民的基本人權才有保障。所以，如果不能符合世界的潮流，尊重人權、力行民主，光以口號表達專制極權的政體能夠以一國兩制的方式，繼續維持香港的開放與自由，這種說法根本永遠都不能實踐。台灣和香港的人民都相信民主價值，台灣人民可以深深感受到香港人上街頭的心情，由這裡我們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示：目前的香港不是一個民主政體，它是一個行政長官制度，接受中國的強力指導，香港的立法會與特首並沒有進行全面的普選，導致政治人物面對決策時任意性非常高，而問責制該如何運行，則成為一個問題？自己在政府部門服務，到立法院接受質詢時，立法委員不假詞色的質詢砲轟，政府官員執行政務稍有閃失，或政務官分內工作沒有作好，導致政策無法推動，或執行不力，政務官就必須下台以示負責，才是真正落實問責制的精神。按照香港目前的體制設計，並沒有落實責任政治的精神，失去問責制度的精神，也使人民的基本權益受到侵害。從此角度來看台灣目前實行的民主政治，我們應該格外珍惜目前的民主成果，更何況台灣目前在國際社會人權保障的評比，按國際人權的標準來看，台灣都是名列前茅的國家。唯有從政治制度本質的民主化，才有辦法保障自由與人權，絕非一國兩制所能夠達成的，如果香港人民要免除這種失去自由的恐懼，或中國人民要免除極權統治的恐懼，只有一句話：唯有走自由民主的道路，才能達到目標。

　　在民主的道路上，台灣走在中國與香港之前，台灣願意與中國或香港分享過去民主化的經驗，這是今天參加這場座談會給我的最大啟示。

　

-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