總統選戰應儘速回歸政策辯論

陳隆志

　　公元二千年的總統大選，是攸關台灣未來邁向新世紀的一項重大選擇。經歷過中共的打壓、亞洲金融風暴、九二一全台大地震等重大考驗後，等待著台灣人民的，並非平穩的坦途，有待大家同心協力克服未來的重重難關。我們需要審慎選擇一位有智慧、夠擔當、能凝聚全民向心力並帶領全體台灣人走出康莊大道的領導人。在民主國家，國家主權在人民。總統雖是領導人，卻必須是為民服務的領導人。因此，人民有權在選擇總統之前，瞭解他要將國家帶往什麼方向，要將政府有限的人力、物力作如何的運用。為了實現這個目的，總統選戰的過程，應該要能讓民眾徹底瞭解未來總統的人品、學識、對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及計劃。遺憾的是，目前總統選戰的發展已經偏離民主國家的常軌，淪為政治術語的口水戰。情緒動員多於理性辯論的競選過程，不禁讓我們為台灣這一次總統大選的結果感到憂慮。

　　施政需要長期、整體的考量。為了使民眾有充分的資訊作最好的選擇，總統候選人應該將他未來對國防、外交、兩岸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等各方面的施政計劃，清楚明白地公諸於世，讓全民瞭解各個候選人國政藍圖之間的差異，才能根據自己的判斷，選擇他心目中理想的總統候選人。因此，總統選戰雖然為了凝聚群眾情感，為了尋求選民的最大支持，為了更能區別自己與其他候選人間之差異，或許會有些感情上的訴求，但無論如何，選戰的主軸仍然應該是政策辯論。因為只有政策辯論，才能清楚顯示候選人未來的可能表現，才能讓理性而非激情，成為決定選舉結果的主要因素。進一步而言，選舉期間政策的提出，是總統與人民之間的契約內容。假使總統候選人在選前對各種政策打迷糊仗，則當選就如同從人民手中取得一張沒有面額的空白支票，隨便怎麼填，都可以用「人民已經以選票肯定我」作為抗拒議會監督制衡的藉口。不但「責任政治」無法落實，「民主政治」、「民意政治」也就蕩然無存。

　　距總統選舉投票日只剩三個多月，但候選人當中提出未來施政計劃的，寥寥無幾，反而是「誰挑起省籍情結」、「誰學誰的政策」、「誰最愛台灣」、「棄誰保誰」、「誰背叛誰」等等政治口號、術語充斥著報章雜誌、電視，更嚴重的是，大多數人民在討論總統候選人孰優孰劣時，也是用這些術語交談。在這種氣氛中，就算有用功的候選人，積極謹慎地提出他構想的國家政策，也難以受到人民的重視，更可能由於政策不可能面面討好，當候選人對政策說明得太仔細了，反而容易落人口實，成為對手攻擊的把柄。一言以蔽之，目前的選戰氣氛，正足以讓劣幣驅逐良幣，讓以激情為訴求的政客，擊敗以理性為國家籌畫長遠未來的政治家。

　　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有人說因為長期以來台灣人民沒有當家作主的經驗，已經習慣於將自己的未來寄託在強人身上，因此不要政策，要強人，不要法治，要人治；有人說因為台灣社會已形成一種「低標準」的文化，任何人都可以用「別人也是如此」作為自己拒絕進步、因循苟且的藉口，因而只要大多數候選人拒絕說清楚政見，大家也就見怪不怪，甚至視為理所當然。但是，假使大家都依循舊習，不思改進，社會就失去了進步的原動力。當社會對司法官不當飲宴、甚至「吃鳳梨」的行為大加口誅筆伐之際，為何我們對總統候選人的要求如此之低？為什麼許多選民津津樂道於候選人是否有「省籍訴求」，是否「背叛黨國」，卻不願意認真瞭解各候選人之間政見的差異？當我們在高喊兩岸關係要「正常化」，台灣地位要「正常化」的同時，為什麼我們不要求總統選戰也要「正常化」？

　　由於這次選戰中有候選人以「超黨派」作訴求，因此「政黨政治」與「責任政治」之間的關係成為一項議題。但我們要指出的是，相較於政黨政治，要求總統候選人提出清楚明白的政見，更是落實責任政治的要素。台灣面對未來二十一世紀，更為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，更為激烈的經貿競爭，更為複雜的兩岸關係，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打迷糊仗，再根據一些非理性的激情決定國家領導人。期待這次總統大選能儘快回歸正常，讓政策辯論成為選戰的主軸，讓全民在明年三月十八日，有最充分的資訊，以理性選出對台灣前途最有利的總統候選人。

　　（作者是民間政策智庫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