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題:04.威權時代終結及歷史的新開端--十年來的台灣政治民主回顧(胡文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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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胡文輝/自由時報副總編輯

發表日期:1998/2/20

文章內容
十年前的一月十三日,台灣進行有史以來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權力轉移,國家領導人蔣經國總統過世,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位。權力的轉移牽動改革的巨輪,長年被威權僵固住的台灣活力開始解放,一項劃時代的改革工程從此展開。
十年來,台灣進行了最大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變化,台灣如何走過關鍵的十年?李登輝總統如何領導台灣走過十年關鍵年代?宏觀十年台灣的變貌,才能比較看清楚台灣的變化,以及據以評論台灣的領導者李登輝主政十年的歷史功過。
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十年裡,是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,民主意識對抗威權統治,人權意識對抗壓制力量等的決戰,可以說是台灣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的「解放之戰」,台灣政、經、社、文力量的解放,影響及於台灣各個層面,不只是上層結構的變化而已,如果要深入解析十年台灣變貌,當然不能只從政治上層結構的轉換來觀察,不能只看領導者的所做所為,不能一如過往中國歷史只著重的君王大事紀。
十年來的台灣,已從威權統治首度演變為民主政治及平民社會,要觀察台灣,除了上層的政治演變外,必須也從台灣意識的社會現象等平民社會的變化來比對。例如,台灣語、台語歌曲的流行,台灣文化、台灣研究的獲得重視等等,「雖是小道,亦大有可觀」,因為這些都是台灣主體意識歷經長年壓制、經過抗爭努力,終能興起的一部分具體象徵。
台灣意識出頭天
檢視十年來台灣的變革歷程,平民社會勃興的力量,是政治民主化變革的重要依托,而政治民主化則提供了平民社會開放的空間。因此,「台灣意識出頭天」雖不能只以政治權力結構的轉換來含括,但政治權力的轉換則是台灣意識終能走出長年被壓抑悲情,解除平民社會受政治禁錮的要項,並是台灣變貌中最外顯的變化,因此,觀察十年台灣變貌,仍必須以政治權力結構的演變為主軸。
台灣的政治演變,可以十年來台灣的領導者主政的大政方針走向,推動改革過程中曾面對的反對異議,並引發攻防對抗,及潮流趨勢變化等來顯現十年台灣的改革歷程。
十年來,台灣的領導者都是李登輝,因此,這十年可泛稱為「李登輝時代」,取其簡單、易記、有代表性而已。「李登輝時代」的改革工程,主流的看法是「和平革命」或稱「寧靜革命」,但來自兩極的批評者則有不同的評價,激進改革者認為李登輝未能掌握住改革時機,磋砣改革歲月﹔另有人則認為李登輝以一己之意,帶著台灣往前衝,愈改愈亂,尤其是與中國漸行漸遠。前者主要是台灣獨立的激進路線者,批評李登輝未能明確、即時把台灣帶向獨立之路﹔後者則是統派人士,認為李登輝的路線是「獨台」、暗獨。
台灣的李登輝時代三階段
回顧台灣過去十年歷程,「李登輝時代」大致可分為三階段,第一階段可稱「李登輝前期」,權力不穩是李登輝面對的內在環境,「政爭」風浪是這個階段的波濤,改革不能走直路,而形成曲曲折折的坎坷路。第二階段可稱「李登輝高峰期」,大致可從郝柏村下台起到去年總統首度民選之後,做為本階段的前後劃分線,李登輝的權力已能有效掌握,除了人事決定權,政策上的外交出訪、修憲等國家大政,李登輝雖仍遭逢保守派的阻抗,但大致都能貫徹意志推動改革。第三階段可稱「李登輝還原期」,可從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起,國內治安接連發生三大刑案做起點,跨過現今的種種,並將延續到兩年多之後任期屆滿。
過去十年裡,台灣的政治從威權到民主、社會從封閉到開放,人民得以免於受到政治統治暴力鞭笞的恐懼,多元異議的聲音不再受白色恐怖威脅而綻放,但台灣社會也因轉型而失序,社會亂象也頻生。這些變化,不論是正面的、負面的,並非李登輝一人所能成,也非一人所能毀,但這正是李登輝掌台灣的國家大政下走過來的,成敗自應算在李登輝時代的歷史中。
台灣情結與李登輝情結
再以所謂的「李登輝情結」曲線演變來做交互驗証,李登輝情結的興起可從十年前接任起,迅速達到高峰,一直維持到去年才退潮逐漸還復本原,即所謂「李登輝情結退潮」。這項曲線變化,正與台灣的改革相應和,當改革的期望高漲時期,正是李登輝情結的高潮期,當改革已近完成,人民的期望不再只加諸李登輝一身之時,李登輝情結即退潮,因此,「李登輝情結」其實正是「台灣情結」的化身,李登輝以台灣人第一位總統,被賦與台灣出頭天的多少期待。其實,我們如以「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領風騷三五年」來看李登輝情結,李登輝聲望在走向民主化的台灣,能維持近十年的高檔,已屬十分特殊的例外,何況,台灣的所謂「政治明星」,旋起旋落更是常見,在台灣歷史發展中,李登輝這樣的角色,過去不曾出現過,未來也很難再現。「李登輝情結退潮」的內涵正是「台灣意識」普遍化、深度化、多元化的結果。
歷史不能重來,我們無法從「是李登輝」與「不是李登輝」的結果,來對照比較台灣發展的好壞,但是,我們仍可從「李登輝路線」的幾個重要面相,並把「反對李登輝路線」做為反面的印証,從而使真相更能呈現,並可驗証當年蔣經國總統選擇李登輝這項事實對台灣的影響,再來檢証台灣十年民主化歷程。
「李登輝路線」的重要內容,可從政治民主化、大陸政策、外交拓展等來呈現,並以「挑戰李登輝的路線」做為反面鏡子,兩相對照。
政治民主化是李登輝十年來著力最多、但也爭議很多的,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有三大指標,一是解除戒嚴,二是國會全面改選,三是總統直接民選。戒嚴雖在蔣經國任內解除,但真正的「解嚴」使台灣政治社會解除威權桎梏的束縛,則在李登輝任內完成﹔國會問題,在蔣經國主政晚年才提出,而且還只是所謂「國會改革」而非「國會全面改選」,國會全面改選在李登輝主政三年後才實現﹔總統直選則是李登輝任內推動、完成的。
改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
戒嚴的解除影響政經社文各方面,在政治上,美麗島事件的平反、二二八事件的平反、白色恐怖的平反等「三大平反」是重要象徵,前二項已大致完成,白色恐怖平反則尚待努力。國會全面改選,則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個里程碑,一九九一年「第二屆」國民大會代表改選、一九九二年「第二屆立法委員改選,台灣人民數百年來才第一次選出自己的國會,國會才第一次能代表民意。一九九六年三月的首度總統民選,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另一重要里程碑,主權在民(或稱國民主權原則)才首度實現,台灣才堂堂正正的列入新興民主國家之林。
當國民黨內為總統直選爭議不休時,當時反對總統直接民選的非主流派及媒體曾以「天上掉下來的總統直選案」來指責李登輝,今天回顧當年事,卻正可反證台灣的政治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,而是多少人士百折不撓努力才有今天。
台灣的政治民主得以建構,不論從「中國人五千年」或「台灣人四百年」歷史來看,都是重要的歷史大事。正如世界知名的政治思想家杭廷頓論第三波民主化,比較台灣與新加坡時所言,台灣的民主制度建構,短期內雖紊亂,但在未來將屹立不撓,而新加坡的人治,雖短期間展現效率,但長期則恐將傾頹。
台灣如何走過關鍵十年
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是台灣發展的關鍵十年,我們可以「李登輝時代」的權力轉換與制度建構之間相互影響,來重頭檢證台灣如何走過關鍵的十年。
改革與反改革之爭的一道波浪--垂簾聽政
「李登輝前期」的權力不穩情況,首先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兼任國民黨主席之爭。當時蔣中正已過世十三年,但蔣家當權威勢仍在,蔣宋美齡一紙書信透過蔣孝勇傳達到長期追隨蔣家、有若蔣家家臣的行政院長俞國華、國民黨秘書長李煥等手中,竟曾造成黨主席兼不兼的難題,還要其他「家臣」抱著戒慎恐懼,以及演出所謂「臨門一腳」,才推出已繼任總統的李登輝兼黨主席。這段過程正顯示李登輝當時有位子而無實權的危局;而如不兼黨主席,則無力推動改革的情況,也正可反証當時國民黨長年統治下的荒謬。
其實,那時除了蔣家仍不願放手而想玩「垂簾聽政」的宮庭老把戲之外,所謂「國民黨諸大老」也有以李登輝為傀儡,諸大老集體領導的想法,這可以由一九九○年政爭時,所謂「八大老」出面斡旋時曾傳出的「條件說」做為印証,非主流的郝柏村、李煥、蔣緯國等人正是想要集體領導,而郝柏村所代表的軍系力量,竟敢介入政治斡旋,更可顯示李登輝權力不穩的實況。
第二道波浪--軍隊退出政治與郝柏村事件
不過,從郝柏村的興衰,以及軍方力量退出政治,情治單位的社會控制退潮,則正可顯示軍隊回歸專業本位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因素之一。
「郝柏村事件」從其久任參謀總長,培育嫡系人馬,到轉任國防部長,仍軍權一把抓,到政爭高潮時,挾其「實力」得以出任行政院長,郝柏村代表的軍權在強人蔣家之後,勢力達到最高峰。並在統派強勢媒體的助陣造勢之下,形成尾大不掉之勢。
但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之下,原統治階級以郝柏村軍權為核心所構築的「非主流威權堡壘」,仍然被沖破,在反軍人干政、在野黨抗爭、國會全面改選,台灣本土力量成為國會多數之下,郝柏村不得不下台,軍事將領回歸其專業領域而獲得尊重,也免除了軍人干政台灣民主走回頭路的危機。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渡過的一個巨大浪花。
改革-反改革的第三道巨浪--國會全面改選
「國會全面改選」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巨浪,「萬年國會」是舊統治階級的另一重要橋頭堡,因為這是郝柏村、李煥、梁肅戎等舊統治階級的權力保障,也是第二代年青即能進入高位的主因,如陳履安、宋楚瑜、馬英九及新國民黨連線等人,雖其「個人條件」不錯,但年青不須多少奮鬥、表現,即能進入高位,則主要是「背景」佳,獲有統治階級庇蔭而被培育為權力的接班人。
中國大陸一九四八年前選出的「萬年國會」既為統治階級的橋頭堡,「國會全面改選」就成了改革-反改革的攻防重心,萬年國會也就成了非主流全力捍衛的堡壘。這一戰從一九八○年代打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,四十四年沒改選的所謂「資深」立委、國代,領取數百萬元退職金退職,才告終。留下的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斑斑歷程。
馬英九最近曾說,蔣經國在國會改革「可以拿一百分」,但証諸國會全面改選攻防過程,可以清楚証明這絕不是事實。蔣經國晚年曾提出五大改革,其中有一項是「國會改革」,國會必須要改革,是內外的主客觀因素催迫使然,並非國民黨舊勢力主動要改革。內在因素方面,四十四年沒改選的萬年國會,那時已垂垂老矣,而且快速謝世,被迫補充新人。在一九九○年,「逼退老賊」風起雲湧形成社會運動時,有位老立委在面對「逼退」時曾口出:黃泉路上有老有少,誰先死,不知道﹗」的厲言,可見這些既得利益者抗拒改革之烈。
外在環境上,台灣民主化的浪潮已勃興,早已不具民意基礎的萬年國會,已成為社會上打倒的首要目標,甚至可能成為人民革命的導火線,而迫使國民黨舊勢力不得不放棄這個堡壘。
更重要的是,蔣經國時代提出的是「國會改革」而非「國會全面改選」,而舊統治階級在蔣經國過世之後,仍圖利用萬年國會的「殘值」,以拖延改革時間。這就是馬英九所謂的一百分﹗
國會全面改選攻防戰,在國大、立院都留下斑痕,也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軌跡。為了反對萬年國會,在老國大抗拒改革演出「山中傳奇」之下,學生自發性的「三月學運」在一九九○年波瀾壯闊的展開,抗議「老賊」修憲,才打破政治壟斷的威權舊勢力堅城。「老賊」一詞正式公開使用,則出自當時民進黨立委朱高正(現為無黨籍)之口,而立院更是時時烽火漫天,院內是台灣選出的反對黨立委發動逼退,與梁肅戎等指揮的警力肉搏戰﹔院外則天天集結抗議萬年國會的群眾,與警方街頭游鬥,汽油彈與警棍齊飛。
而統派強勢媒體及電視台,則成為威權舊勢力的幫凶,故意擴大場內外的肢體衝突事件為「暴力」,卻無視於抗爭是為爭民主的本質。
改革-反改革第四道巨浪--總統直選與委選之爭
總統直選是另一民主歷程的浪花,而以一九九二年三月的國民黨三中全會爆發「直選-委選」之爭為高浪。歷經多次修憲的直選派與委選派抗爭,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、副總統首度舉行直接民選,才告一段落,但直到去年修憲凍省之爭,改革與反改革之爭仍餘波盪漾。
回顧國會全面改選、總統直接民選二大改革工程,及歷次修憲、凍省之爭,可以顯現反改革者的二大反攻主軸,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把改革打成「台獨」,二是策略上藉體制之爭來做權位之爭。
在國民黨統治階級及統派附庸媒體長年的抹黑之下,「台獨」被扭曲、被醜化,十年來,台灣進行民主改革,「被醜化的台獨」再次成為反改革者打壓台灣民主的武器,尤其是統派媒體及政治人物,以國會全面改選就是走向台獨、總統直接民選更與台獨劃等號,來反對台灣的民主化,去年的修憲主要是制度改革,但反凍省的省府人士仍把凍省等同台獨。所幸台灣的民主是壓不扁的,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識也是無法阻擋的,反改革者以台獨來打壓台灣民主,更常引「中共武力獨台論」來威脅台灣人民,但反而使台灣意識在反抗打壓、反對威嚇之下,漸漸得以彰顯。
藉體制之爭做權力之爭,是反改革者的策略,更是統派媒體打壓台灣意識的把戲。每當李登輝順應台灣民意潮流推動民主改革、開拓外交空間、廢除惡法(如原刑法一百條的上言論判亂罪)有所舉措時,反改革的非主流派就藉喉舌媒體抨擊李登輝「毀憲擴權」,藉憲政體制之爭來做權力之爭。
這些國民黨舊統治階級的附庸媒體,在總統「姓蔣」的四十年裡,面對「總統獨裁」的事實,連「擴權」都不敢置一詞,何況「毀憲」二字?「獨裁」更是想都不去想,因為他們本就是獨裁者壓迫台灣人民的工具。
而且,這些媒體還曾在嚴家淦擔任總統、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的短暫時間中,表示由蔣掌權是符合內閣制精神,但蔣經國當了總統,仍獨攬大權,這些媒體對所謂憲政體制屁都不敢放,只會稱頌總統英明。
這些媒體其實只看總統姓蔣或不姓蔣,是本省人或外省人,所謂體制之爭其實是「批李反台」的權力鬥爭工具而已。何況,非主流派既然反對國會全面改選、反對總統直選、反對民主改革,沒有民主,那來憲政?
二二八事件走出陰暗迎接陽光
一九四八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,是台灣歷史上最傷痛的血淚一頁。在國民黨統治階級的軍事鎮壓及「清鄉」之下,台灣人民死傷數萬人,菁英幾乎死難一空。而且,恐怖鎮壓造成人民長期恐懼,父老兄長多年來告誡子弟「遠離政治」,政治成了社會禁忌話題,以求避禍。
受難者的家屬更被壓迫,只能躲在社會陰暗的角落長年暗自泣血。
到一九八八年結束蔣家統治之後,二二八事件才逐漸獲得平反,但原為舊統治勢力的反改革派則仍圖負隅頑抗,杯葛二二八平反。例如,一九九○年時,立法院首度為二二八默哀,反改革派反對不成後,仍以不起立、離席、態度頑劣等行為語言拒絕;又如,立法院改選後通過二二八補償條例時,即因反改革派阻撓,拒絕為當年血腥屠殺認錯,而未能正名為「賠償條例」。
所幸台灣人民的力量已沛然未之能禦,政治上層結構也已轉換,政治力加上學術界的努力,終於使二二八事件走出陰暗,得到平反,歷史的真相得以呈現。
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,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是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歷史篇章。
憲政改革的坎坷路
再從修憲過程中台灣主體意識對抗中原殘存意識的一頁歷史。現行的「中華民國憲法」是在中國南京制定的,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開始實施,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就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,從來又數次增加臨條款內容,以為蔣家獨裁背書,憲法根本未曾實施就被放在一邊。
在台灣要走體制內改革時,憲政上面臨的是這樣歪七扭八、烏魯木齊的所謂憲政體制。反改革派捍衛的也正是這樣的一個橫加於台灣人民的超級大違建。
「拆除重建」是最好的方式,即依台灣人民的意願設計制定一部新憲法。但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憲政改革,走的是體制內的路線,自是易於受到反改革派的牽制,而使憲改之路曲曲折折,臨時條款雖拆除了,但憲法本文則不動如山,仍如一棟破舊的違建大樓蓋在台灣,一九九一年起的憲法增修條文則如在舊大樓邊蓋個可以棲身的房子,常常必須遷就舊大樓,又受到自稱舊大樓所有者的牽制需索,而難以如人意。
如一九九一年、一九九二年修憲進行國會改革時,就曾為所謂「大陸代表制」爭議,反改革派說是不如此無法代表全中國。九二年、九四年修憲進行總統直接民選入憲時,又碰到「委選」與「直選」之爭,反改革派全力反對台灣人民直接民選總統,又說是委任選舉才有全中國的代表性。到了九六年修憲進行凍省及中央政制建構時,反凍省的省府人士又重彈老調,說是台灣省沒有了就是切斷了與中國的連繫。
在體制內改革的坎坷路上行走十年的台灣民主,為了與反改革者對抗,已浪費了太多的時間,而且,在反改革者大扯後腿之下,憲政體制的建構其實尚未全部完成,總統與行政院關係、行政權與立法權關係、國民大會與監察院存廢、省府虛廢的落實、政府的再造等等,都待從憲法上、從立法上、從執行上實現為台灣量身訂製、適合台灣的新憲法、新政府。
制定新憲法是「改革尚未完成、台灣仍需努力」,將是後李登輝時代下一階段的重要改革課題。